王磊 等: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

事业 2019-01-11 10:12:17

  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通过以上梳理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地区的0~3岁婴幼儿早教已从原本的单纯家庭承担到与社会机构教养并行,从3岁前后混龄保教逐渐分化到两个年龄段机构单独设置,从民间自发举办到与兴办并行。其间,政策无疑是早教事业快速发展的最大推手,此过程体现了民间实践与政策实践的交互作用,后者虽相对滞后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而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则是早教事业发展的源动力。

  有关早教的政策也从无到有,从托幼政策混合行文到3岁前早教政策行文,从仅注重适龄儿童的参与到逐渐关注保教质量与事业管理。但早教政策健全的速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制订专门的、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的早教政策,也越来越意识到制定早教机构准入及保教质量规范等政策的重要性。但政策制定要基于科学研究,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3岁后的儿童教育问题,有关3岁前的儿童教育研究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拓荒状态。因此,期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精诚合作,为早教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研究的依据。[34]

  从早教机构管理体制发展历史看,早教事业的主管职能与教育和卫生两个行政部门有关,以往存在按年龄段划分职能或按保教业务划分职能的两种倾向。无制度或制度不明则无管理,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管理现状看,大多数地方存在各行政部门职责不清、管理缺位、质量监管滞后等问题。

  早教工作从由家庭承担到由家庭外受训妇女承担,再到由专业的幼教毕业生承担,在育婴师制度未建立之前,一直未曾有专门的机构来承担早教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当下,由高校承担早教工作者的培养体系尚处于萌芽状态,亟待大力发展尽快完善以满足早教事业发展的需要。

  最后,发达城市的早教事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远远大于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因此,除了亲子中心或计时制的亲子早教机构外,还要大力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早教服务形式,[35]并在保教婴幼儿的同时加强对家长的教育,以提高大众的科学育儿素养。

  ①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门化的学前教育机构“武昌蒙养院”。招收5~6岁幼儿,学制1年,每日收托3小时,主张“重养不重学”的思想,开设了礼仪、、语文、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7个科目。最初由3名日本女师范生任保姆,后开设女子学堂培养幼儿保姆。

  ②育婴堂(“育婴”古称“慈幼”)既有我国自办的也有由外国办的,主要为慈善目的,接收和抚养弃婴、孤儿、贫儿。以清代江南地区为例:初期民办,最早见于苏州太仓,后受指导扶助而演变为慈善机构。该地区育婴事业兴盛,建立了城乡一体的育婴网络,从建在乡村的“保婴会(局)”到城乡之间的中转机构“接婴所”再到建在城镇的“育婴堂”。但因缺足够的乳妇且对婴儿照顾不周,导致了婴儿死亡率较高;而且,乳妇基本是文盲,教育婴儿无从谈起。

  ③敬节堂是收养寡妇的场所,寡妇为亡夫守节称“节妇”,设堂收养以示。但这些妇女文化素质大多甚低也没接受过学前教育专业的训练。

  ④1840年后,有外国在我国设立学校,其中包含幼稚园、婴儿园和幼师培训机构。此类机构不仅创办时间较早,且在较长时期内在数量上也远超我国自办园所。但此类机构的保教活动充满教性,并全盘西化。

  ⑤193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法》和《师范学校规程》中对“师范学校应附设幼稚师范科”做了。幼稚师范学制2~3年,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有科学的教学计划。学完一年可担任幼稚园助理教师,学完两年可担任正式教师或主任,学完三年可担任小学低年级或婴儿园教师或主任。

  ⑥整个时期,有多种性质的附设在幼稚园中的对3岁前儿童进行保教的社会化机构。如1927年陈鹤琴和张麟等举办的南京燕子矶乡村幼稚园,1940年的延安幼儿园(现解放军总部幼儿园),1947年的上海大场农村托儿所等。

  ⑦本文未介绍1958年至1979年间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是因为1958至1960年的“”运动致使托幼机构盲目发展,1961年至1965年虽然幼教事业已逐步恢复正常,但1966至1976年的“”又使幼教事业几近停滞甚至倒退。